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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四节 理琪到胶东和烟台各县党组织的恢复

2013-08-01 17:46:38

  第四节 理琪到胶东和烟台市各县党组织的恢复

  1935年12月,“一一·四”暴动失败后,中共胶东特委主要领导惨遭杀害,胶东党组织,特别是牟平、海阳两县的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1936年共产党员理琪到胶东来,是胶东和烟台市的党组织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关键。

  1936年1月,共产党员理琪(原名游建铎,河南省太康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经在河南省工作的共产党员邓汝训(文登县西子城人)介绍,从上海来到胶东,与中共文登县临时委员会书记张修己接上关系,从事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后因韩复榘第二次派兵到文登“清剿”,理琪暂时离开文登去威海活动。理琪到威海后,因与当地党组织没有接上关系而离威去济。理琪在济南住了一段时间后,又返回文登,于4月在文登县沟于家村成立了中共胶东临时特委,理琪任书记,刘振民、邹青言等任委员。中共胶东临时特委成立后,创办了《真理报》,由理琪任主编,王台负责刻印,先后出版了5期。理琪为了恢复发展胶东党组织,总结“一一·四”暴动的经验和教训,深入基层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于6月亲自撰写了《中共胶东特委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从思想、政治、组织、军事等方面总结了过去阶段胶东党的工作和“左”倾盲动路线对胶东党组织的影响,分析了当时斗争形势,提出了近阶段胶东党组织的任务。这封信经过油印,秘密下发到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中,对胶东党组织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有益的影响。

  正当理琪在胶东恢复和发展党的工作时,1936年1月,在中共烟台地方组织领导下,烟台市爆发了一次绣花、发网女工的罢工斗争。1935年底,道抚洋行、远东洋行、亿仲公司、茂兴公司的资本家以“发工资方便”为借口,宣布将所属绣花、发网庄的工人工资由原来发铜板改为发纸币,并且按纸币贬值前与铜板的比值发放,以达降低工人实际工资进一步增大剥削量的罪恶目的。其他一些绣花、发网庄的资本家也随之仿效。资本家的这一卑劣行径激怒了全市的绣花、发网女工。在中共烟台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刘锦秀、马金波等进步女工,组织一部分工人骨干秘密商讨罢工事宜。   

  罢工前,先由刘锦秀、马金波等人,代表工人向亿仲公司老板交涉,提出了改纸币为铜板并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条件,遭到老板无理拒绝。于是,以亿仲公司、茂兴公司、道抚洋行、远东洋行所属绣花、发网庄为主并有其他小厂参加的绣花、发网女工的全行业大罢工开始了。 

  1936年1月,烟台市各绣花、发网庄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喧闹,几百名女工在刘锦秀、马金波的带领下,聚集在三马路基督教堂门前,包围了正在教堂做礼拜的老板们。女工们群情激昂,齐声呼喊,让烟台商会会长孙伯娥及其他资本家出来讲理。面对愤怒的人群,老板们慌作一团,不知所措。商会会长孙伯娥吓得从教堂后门悄悄溜走,其他资本家也畏缩在教堂内不敢出面。激愤的女工们不断高呼口号。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孙伯娥的儿子孙某和茂兴公司总经理只得出面答复问题。他们先是花言巧语,欺骗工人回去复工。女工们不受欺骗,据理相争,刘锦秀代表绣花、发网女工,向资本家提出四项条件:“一、缩短工作时间;二、增加工资,并继续发铜板;三、改善劳动条件,工人上班要喝开水;四、允许工人学文化。”并要求资本家立即答复,否则决不复工。小老板孙某和茂兴公司总经理不得不一一答应工人们提出的条件。随后女工们沿街游行,愤怒揭露、控诉资本家压榨、剥削工人的罪行。工人们的正义行动,得到全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烟台《铎报》记者报道了这次罢工的全过程。这次罢工,是烟台市工运史上一次规模较大、影响较广、取得完全胜利的罢工斗争。它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伟大力量,显示了烟台妇女反压迫、反剥削、求解放,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力量,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的气焰,鼓舞了全市人民的革命斗志,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工人骨干。

  1936年8月,理琪为了寻找上级党的关系,将中共胶东临时特委由文登县沟于家村秘密迁往烟台市。他以求学为掩护,在烟台省立第八中学开展党的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中共烟台工委书记吕志恒。吕志恒(又名吕其恩,辽宁省庄河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青团)曾是省立第八中学的进步学生。1935年4月18日,烟台真光女子中学组织学生到烟台南山春游,女学生徐明娥被在南山值勤的国民党烟台特区公安局警士孔繁树无故枪杀。事件发生后,吕志恒、李丙令等进步学生联络省立第八中学、志孚中学、益文学校和真光女子中学等校学生,成立了烟台学生自治联合会,并派代表向国民党烟台当局提出严惩凶手、赔偿损失等要求。这一正当要求遭到反动当局拒绝,学生自治联合会遂组织全市学生抬尸(模拟)游行示威,张贴标语,罢课集会,追悼死难者,并向全国各地发出通电。当时天津《大公报》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事件的经过,全文刊登了烟台学联的《宣言书》,声援被害者。天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报道中说:烟台学生大规模游行示威,始为烟台从来未有之先例。经过斗争,迫使国民党烟台特区公安局扣押凶犯,抚恤被害家属。6月,因徐明娥事件,吕志恒、柳运光等7名学生被开除学籍,他们先后离开烟台去北平。吕志恒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6月,吕志恒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回到烟台。他在省立第八中学和其他几所学校的进步师生中积极发展党员,于8月组建了中共烟台工作委员会,并担任书记。理琪由于结识了吕志恒并通过吕志恒同中共中央北方局接上了关系。9月,中共胶东临时特委利用“九·一八”纪念日,开展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抗日宣传活动。理琪撰写了《九·一八告同胞书》。《告同胞书》指出,“九·一八是我们的国耻纪念日,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个丧权辱国的日子”,号召“凡我同胞必须同心协力,反对投降,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决不允许日寇侵占我们的大好河山”,“我们要争取解放,把敌人赶出中国去”。在“九·一八”纪念日前夕,胶东临时特委组织党员广泛散发了《九·一八告同胞书》。10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胶东临时特委改为胶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理琪任书记,吕志恒任副书记。12月10日,中共胶东临时工委创办了党内刊物《战斗》。同月29日,由于叛徒刘忠善告密,驻烟台的中共胶东临时工委机关遭到破坏,工委书记理琪和组织委员邹青言、委员李厚生等6人被捕,并被押往济南。1937年2月,中共胶东临时工委机关由烟台迁往威海,工委领导成员作了调整,吕志恒任工委书记,委员有柳运光、张修己、李紫辉等,隶属中共中央北方局。吕志恒去威海后,不再担任烟台工委书记,李丙令为烟台党组织负责人。

责任编辑:胡金鹏